在岗服务费、满单奖励 ，网约车平台“花式”应对春节供需紧张******

　　“虽然是一年一度打车难，但今年来得太早了点吧。”近日 ，有用户在社交平台反映打车难情况。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注意到，疫情防控放开后的首个春运 ，返乡 、旅游 、购物等被抑制的需求迎来集中释放 。

　　网约车供需出现紧张，不过各平台也积极保障运力，哈啰打车 、美团打车、T3出行 、首汽约车等平台推出春节在岗服务费、调度补贴等措施 ，满足用户出行需求 。

　　春节期间网约车将出现供需紧张

　　“发现北京的司机变少了 ，打车难了，可能大家回家过年了 。”近日，有用户在社交平台反映打车难 。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走访发现，时值岁末 ，网约车运力有所下滑。

　　滴滴快车冯师傅 是河南周口人 ，1月10日就准备返乡过年，“辛苦一年不容易 ，也不差几天了 ，提前一点回家过年，到时候也早点开工 。”

　　“我也打算1月10日左右回家 ，也有不少同行在月初就回家了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。”来自河北邯郸的滴滴快车付师傅称 。

　　不过 ，也有司机选择就地过年 。“不回家了 ，家里人都来北京了 ，东北太冷，回家也只能在室内呆着 。”来自辽宁 的滴滴快车司机张师傅表示，春节期间出车看情况，有空就多拉会儿 。

　　作为疫情防控放开后 的首个春运 ，返乡、旅游、购物等被抑制 的需求迎来集中释放。首汽约车预测称，春运期间运力紧张 ，尤其今年预计将会出现大规模回乡探亲 、旅游度假等情况，运力保障尤为重要。

　　T3出行大数据显示，2023年春运期间，预计平台呼叫量同比增长超过七成，呼叫峰值同比增幅将突破100%，1月19日和20日为出行最高峰，前往火车站等交通枢纽、旅游景点、购物中心的出行热度最高 。

　　哪些城市是热门出发地？根据T3出行大数据，今年春运期间，深圳、上海 、广州、杭州、成都、重庆、南京 、青岛、武汉、长沙 是十大热门出发城市。

　　“今年春节期间大城市出行需求会有较大降幅，而小城市的出行需求因人口返乡会有上涨 。但不同城市运力缺口都会存在，尤其 是大城市更容易出现网约车叫车难的情况 。”哈啰打车相关负责人介绍 。

　　各平台加强节日运力保障

　　“在春节法定节假日周期，向车主提供春节在岗服务费 、高额冲单奖励等 ，预期将为车主收入带来较大涨幅，同时维护供需平衡 。”哈啰打车负责人表示。

　　往年为保障春节网约车运力 ，滴滴出行、曹操出行、高德打车等平台均推出“春节服务费”、免佣金等措施，为春节期间坚守岗位 的司机予以激励 。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，今年各平台也将延续该措施 ，稳定平台运力。

　　2022年12月开始 ，美团打车已经推出了“1亿保障基金” ，其中包含春节前后给到司机的出车激励和调度补贴 。此外，美团打车还推出车队赛 、满单奖、热区单单奖等春节增收活动 ，鼓励司机在春节期间出车 ，保障节日期间运力充足 。

　　美团打车负责人表示 ，“休闲娱乐 、走亲访友等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将在春节期间迎来一波高峰。在除夕、春节 、元宵节夜间时段 ，美团打车高峰好叫车联合办公室将加大在医院、场站 、旅游景点、购物商圈等场景峰期 的运力调度 ，保障春运期间乘客安全有序出行 。”

　　“将在驾驶员群体实施过节费 、感恩红包等一系列福利政策，激励驾驶员更积极地投身于春运保障工作当中。同时 ，针对机场 、火车站、城际用车等用车集中 的场景，首汽约车将出台针对性运力部署方案，将出行需求集中 的场站等地点集中部署运力 ，以缓解交通运输压力 。”首汽约车相关负责人介绍 。

　　“结合春运出行需求，我们投入大量资源开展新春活动，希望借此充分满足消费者的出行需求，进一步促进消费复苏 。”T3出行相关负责人表示。T3出行将积极调配运力资源，加强交通枢纽、旅游景点等区域运力供给，保障用户出行需求 。

　　平台需要精细化运营

　　“2022年没挣到钱，春节就不回去了 ，和媳妇在北京过年 ，春节会出车 。”来自黑龙江 的滴滴快车司机隋师傅从2022年5月开始跑滴滴，每月车辆租金5800元 ，抛去油费等开支，所剩无几 ，有时还要倒贴。

　　曹操出行李师傅 是北京人，兼职跑网约车，“公司有倒班休息 ，所以有时间就出来接一些单 ，也没有固定时间，一个月也能挣3000元-4000元。春节看情况出车吧 ，当作兜风散心 。”

　　疫情之下 ，网约车行业人员流失颇多，还坚持 的司机大多 是自己带车，冯师傅 、付师傅 、李师傅便是如此 。“我们小组里退车 的不少，但干其他的也不好干 ，会越来越好的。”隋师傅介绍 。

　　网约车行业一定程度上为一些人灵活就业 、过渡性就业提供了方便。不过 ，疫情之下 ，行业也在承压，一些平台也在积极拓展业务 ，提升平台活跃度 。

　　截至2022年末，哈啰打车自营运力服务城市接近40座，数量较2021年底(接近30座)小幅上涨。从区域分布看 ，哈啰打车仍主要在广深大湾区、长三角经济圈、川渝经济圈深耕。

　　“从结果看，在所有已开通城市 ，哈啰均能够快速步入一线阵营 。在部分重点城市尤其是运营时间较长的城市 ，哈啰在当地份额排名基本都靠前 ，毛利等城市运营指标能够转正 。”哈啰打车相关负责人介绍。

　　2022年 ，以哈啰打车 、美团打车、高德打车为代表 的网约车聚合模式迎来发展机遇，各平台吸收了不少头部平台单量，聚合模式也获得了主管部门更高重视 。

　　2022年8月，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对11家出行平台公司进行了提醒式约谈 ，首次提及聚合平台要确保接入的网约车平台符合有关规定，督促接入 的网约车平台公司加强车辆和人员管理 。

　　“网约车行业已经过了草莽圈地发展的阶段，在巨量的从业车主规模背后 ，单一平台订单竞争激励 ，已很难满足车主需求 ，多平台接单已经成为车主共同选择 。”一出行平台业务负责人介绍 ，行业需要精细化运营 。

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？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******

　　如何避免“已婚未育”成就业劣势 ？ 专家解析“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”事件

　　采访背景

　　1月12日，一则“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” 的消息冲上热搜 。据报道 ，广东省广州市 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，填完资料 ，正在了解公司 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，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 ，理由 是“王女士已婚，后期会要孩子”。

　　王女士称 ，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。事情曝光后 ，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 的行为感到愤怒 ，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、优化就业环境 ，消除女性就业歧视。

　　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 ？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 ？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。

　　□ 本报记者 张守坤

　　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 ！令广东省广州市 的王女士颇为不解 的是 ，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“已婚” ，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 的打算，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。

　　王女士 的遭遇并非个例 。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 ：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“没产假”并被辞退 ；有酒店要求女员工“怀孕就主动辞职”；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……

　　这不仅 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 ，更是对劳动法律 的漠视。

　　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，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 、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 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。

　　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，很多网友表示，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。有女网友说 ，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“结婚了吗”“准备生孩子吗” ，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 是劣势。

　　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 的员工这一问题，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 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怕影响工作，进而影响企业效益。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 ，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。

　　我国法律明确规定 ，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 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。用人单位在招录(聘)过程中，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不得将限制结婚 、生育或者婚姻 、生育状况作为录(聘)用条件。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 ，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、屡禁不止 ？

　　受访专家认为，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，除了观念、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 的因素外 ，也有法律制度方面 的因素 。

　　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 ，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 的歧视往往不 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 的 ，而是以不易察觉 的隐蔽方式 ，甚至是“披着合法的外衣”，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 、工作、晋升、薪酬福利到退休，贯穿整个就业过程 。对用人单位来说，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 ，违法成本低。

　　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，劳动者维权成本高，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 ，缺乏可操作性，容易出现受理难、审理难等困境 ，对劳动者 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，导致维权难度大 。同时，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 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 ，例如 ，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。

　　“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 、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。招聘女职工，对用人单位来说 ，可能加重用工成本，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 ，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 。比如，目前奖励产假期间 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 是由用人单位承担 ，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‘转让’给配偶享有等 。”沈建峰说。

　　女性职场权益 ，如何才能有效保障？

　　沈建峰说 ，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，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 ，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 ；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 ，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，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 的治理。此外 ，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，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，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、举报，要求处理。

　　杨保全说，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 ，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。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 ，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 。因此 ，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，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。

　　“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 的双重属性。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，对受害人 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 的责任形式。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 的费用和损失以外 ，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 。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 ，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。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 ，应当根据损害 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，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，起到规范和约束 的作用。”杨保全说 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 是 ，在沈建峰看来，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，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 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 ，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，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。目前 ，隐性 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 ，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 的难点和痛点 。

　　对于隐性就业歧视 ，维权最大 的难点在于举证。对此，赵彬建议，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。同时，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、监督、执法上加大力度，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。

　　杨保全认为，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。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，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 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，根据既有证据规则 的规定，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 的侵权证据，然而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 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 的违法证据 ，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 ，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 ，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 、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 。因此，还需构建系统完善 的司法程序 。

　　“未来条件成熟时，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，制定专门 的反就业歧视法，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，明确就业歧视 的认定标准 ，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，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 。”沈建峰说 。